诸葛亮为何无法一统三国？毛主席的评价直切要害：他犯了三大失误

公元207年，隆中一对出南阳，时年26岁的诸葛亮即开启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

在标志他登上政治舞台的《隆中对》中，诸葛亮即已将消灭分裂割据，一统全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建立巩固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权作为己任。此后终其一生，都在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奋斗不懈。

只可惜此后27年，诸葛亮5次北伐，“六出祁山”（艺术作品将称诸葛亮北伐称作“六出祁山”，实际上诸葛亮对魏发动的进攻战是五次，其中出兵祁山战场也只有两次），直到最后一次北伐中病亡于前线也未能一统三国。

那么，诸葛亮究竟为何没能一统三国？

熟谙历史与军事的毛主席，其实早就讨论这个问题。毛主席曾先后指出诸葛亮在军事上所犯的三大失误，并认为诸葛亮的最终之败，怨不得天时，失败的根源就在于其军事战略与实践上的失误。

第一大失误即失在用人。

1948年，毛主席在同自己的卫士长李银桥交谈时曾提到，诸葛亮错用之人有二，一为关羽，二为马谡。

关羽大意失荆州，实际原因并不完全为“大意”，诸葛亮也得承担一定的责任。

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说要“占据荆州，联吴抗曹，兵分两路，进击中原，一统天下”，足见荆州的战略意义极其重要。

但在驻守荆州的人选上，诸葛亮却用了十分骄傲，更一贯看不起东吴，拒不执行联吴抗曹战略方针的关羽。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毛主席曾谈关羽：关羽这个人虽然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擒庞德，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

刘备封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时，关羽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

而当孙权派出诸葛瑾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以结秦晋之好，共伐曹操时，关羽却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诸葛亮）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诸葛瑾抱头鼠窜而去。

后来，孙权便攻占了关羽镇守的荆州，孙刘反目，联盟瓦解。

220年关羽父子命丧孙权之手，221年刘备为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对东吴发动夷陵之战，结果惨败，223年刘备病逝永安宫，蜀汉局势从此无可逆转，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在毛主席看来，诸葛亮当年用关羽守荆州，即为一大用人之失，最终致荆州丧失，对蜀汉的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1948年，毛主席在西柏坡同警卫员谈及关羽时也说过：

“当初诸葛亮留守荆州，刘备调诸葛亮入川，诸葛亮不该留下关羽守荆州。让关羽守荆州是个错误，关羽骄傲着呢，他从思想上看不起东吴，不能认真贯彻执行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战略方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诸葛亮的战略意图，结果失掉了根据地，丢了荆州，自己也被东吴杀掉了。”

而异曲同工的，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也曾说过：

“诸葛亮用人是讲手段的，但对关羽就非常迁就甚至不讲原则，助长了关羽的骄傲情绪，故后来铸成大错”。

关羽之后，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即为自己的第二次用人之失买单。

公元226年，曹丕去世，227年，诸葛亮驻军汉中，作《出师表》，准备北伐，228年正月，诸葛亮认定时机成熟，正式向魏国进兵。

由于魏国毫无防备，诸葛亮大军杀去，即取得首战告捷，陇右五郡，其中三郡都投降了诸葛亮，对曹魏产生极大震动。

而就在诸葛亮率军一路高歌猛进之际，魏之名将张郃乃率军出击，准备直取汉军咽喉之地街亭。

诸葛亮料到了张郃乃用意，正准备派将镇守街亭，却忽闻马谡请命，于是诸葛亮力排众议，准了马谡的请命。

因为马谡是诸葛亮的心腹，诸葛亮对马谡是千叮咛万嘱咐，将镇守街亭的部署告与他，并特意安排处事稳重的王平作马谡的副将。

结果等到张郃乃率大军直取街亭之时，马谡却早将诸葛亮的作战部署抛于脑后，并不顾王平劝说，以至于被张郃乃围于孤山，后更临阵脱逃，弃士兵于不顾，直接致使街亭失守，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成果毁于一旦，整个形势无可逆转，诸葛亮最后只能引兵退回汉中。

后来诸葛亮连斩马谡、张休及李盛，予马谡参军（也就是后来写成三国志的陈寿的父亲）髡刑（剃头发），并上书自贬三等，为第一次北伐用人之失买了单。

用人之失外，在毛主席看来，诸葛亮在军事上的第二大失误，即不懂关键时刻主帅应亲自临阵调度以策应战事。

一直以来，诸葛亮“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指挥风格为人所欣赏，而毛主席偏偏从这一方面着眼，指出了诸葛亮在第一次北伐中的失误。

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之际，蜀汉自关羽失荆州、刘备夷陵战败后，经过了七八年的休养生息，总算恢复了元气，但总体实力还是弱于曹魏的，时因刘备去世，魏边关多年无犯，关中及陇右地区兵力空虚，守备废弛，如此一个天赐良机就摆在了诸葛亮面前。

所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一开始的进展是十分顺利的，可以说是蜀国攻下魏国的最佳机会。

而诸葛亮偏偏用了一个纸上谈兵的马谡驻守战略要地，而自己也没有亲临第一线。

曾对《三国演义》进行删改的清初文学评论家毛宗岗对马谡失败有过一段评论：

“马谡之所以败者，因熟记兵法之成语于胸中，不过日‘置之死地而后生’耳，不过曰‘凭高视下，势如破竹’耳。孰知坐论则是，起行则非；读书虽多，致用则误，岂不重可叹哉！故善用人者不以言，善用兵者不在书。”

这段评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恰当的，说的就是马谡纸上谈兵的问题。

而诸葛亮作为马谡的师父一般的关系，对马谡纸上谈兵容易轻敌的弱点也是清楚的，要不然也不会特意派大将王平作为马谡的副将，协助马谡。

但是诸葛亮同时对马谡是十分器重的，曾一度将马谡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培养，更可以说将马谡视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对待，如此，促使他做出了用马谡守街亭的决策，而他用了马谡的同时，还应当保证自己能够对军队实现及时而有效地指挥，以防不备。

诸葛亮当时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街亭失守，第一次北伐败了。

毛主席在《资治通鉴·卷七十一·魏纪四》就诸葛亮出师木门道杀张事，作了眉批，“自街亭败后，每出，亮必在军”，即是认为，这正是诸葛亮吸取了街亭之战因未亲临战阵而导致功败垂成的教训后做出的改变。

第三大失误，即在军事战略上。

223年刘备临终前托孤，诸葛亮涕泣受诏，在荆州丧失、隆中规划中途天折的形势下，诸葛亮重新制定了北伐的战略构想。

诸葛亮北伐的战略构想其实还是对隆中规划的延续和发展。

而毛主席却说诸葛亮：“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这一评价可以说是独树一帜。

诸葛亮26岁为刘备拟定联吴抗曹的战略，在《隆中对》中便已制定了一个统一全国的主动进攻的战略计划，“若跨有荆益，……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指刘备）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这个战略计划即从荆州、益州两路出击，以形成钳形攻势，向魏进攻。

值得一提的是，汉高祖刘邦当年一统天下的进军路线，和这个战略计划所定钳形攻势有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这在历史上是行之有效的。

而在实现方面，刘备前期受益于这个战略计划确实也取得了不少战果，但是钳形攻势的双钳制所指荆州（今湖北湖南以及河南南部）、益州（今云贵川渝以及缅甸北部），毕竟千里之遥。

因此，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让刘备军团更加失去兵力上的优势。

最后“隆中对”实施的结果便是，关羽所镇守的荆州被孙权军团偷袭得手，关羽父子命丧孙权之手。

自此客观形势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蜀国失去了荆州，钳形攻势失去了一“钳”，使诸葛亮不得不改变两路为一路进军。

不仅如此，夷陵之战，刘备死亡，蜀国的经济、政治力量遭到不小的损失。

相反，魏国在曹操厉行法治，奖励耕战所奠定的基础上，国力日益壮大，诸葛亮最初预料的“天下有变”的条件也就没有形成。

所以，毛主席认为，蜀汉衰亡的祸根在“隆中对”。

而毛主席所说的“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指的便是关羽镇守荆州、刘备进攻东吴（夷陵之战）以及诸葛亮之北伐中原。

这“三分兵力”并非同时进行，而是环环相扣，依次展开，前两次都以惨败结尾，“先帝（刘备）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此后蜀国休养生息七八年才好转。

而后第三次“分兵”，诸葛亮北伐中原，手里所剩的本钱也并不多，第一次北伐开始之所以进展十分顺利，主要也是因为诸葛亮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当时曹魏陇右五郡，其中三郡正是响应诸葛亮兴复汉室的号召，主动向诸葛亮投降的，而不是诸葛亮硬打下来的。

后来第一次北伐失败，诸葛亮退兵以后，曹魏马上对投降三郡进行了血腥镇压，并相继派曹真、司马懿镇守长安，并加强了对关陇地区的防御。

此后，诸葛亮再出兵，继续打兴复汉室的旗号，就再也没有人敢响应了，北伐成功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实际有点打草惊蛇的意味，以至于诸葛亮此后一连数次北伐，均有劳无功。

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出动了较前四次北伐前所未有的10万兵力，冒险从斜谷出兵关中，不避蜀道难，与司马懿所率魏军主力相持于渭水之南，意在决战，同时屯兵五丈原，不出武功，依山而东，便于进退。

最后，诸葛亮在五丈原军营病逝，蜀军遵诸葛亮临终部署，秘不发丧，整军撤退，一直退到斜谷才发丧。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终其一生，也未能实现一统三国、“兴复汉室”的宏愿。

所以，毛主席感叹：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在毛主席看来，诸葛亮在军事战略上的失误即早埋下了蜀国伐魏失败的祸根。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论诸葛亮在军事方面的过失，都是在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以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军事家的眼光和心态来评价的。

但其实少年和青年时期的毛主席，对诸葛亮曾经也是十分崇拜的。

少年时期，因为相信《三国演义》中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毛主席还曾同历史课教师以及小学校长发生过争执。

后来毛主席才知道，《三国演义》是小说，而非史书，真正记载三国时期的史书当是《三国志》，鲁迅先生更曾批《三国演义》“状诸葛之多智而似妖”。

青年时期，毛主席将诸葛亮视为“办事之人”，并将其与曹操、孙权并为能“雄时”的对手，评价颇高。

再后来，随着年岁的增长，毛主席对诸葛亮又有了更深的认知和见解。

站在历史的高度，毛主席对诸葛亮有了更全面的看法，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这样说：“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而毛主席尽管指出了诸葛亮在军事方面的过失，但对诸葛亮其他方面的才华却还是很欣赏的。

在毛主席心中，26岁即登上政治舞台的诸葛亮是年轻有为的青年榜样，于朝堂之上“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诸葛亮是知识分子的代表。

除此之外，诸葛亮极善处理民族关系，深受少数民族拥戴，他能七擒彝族领袖孟获，却又能七次都将他放掉，令毛主席心生敬佩，后来更加以效仿，于1953年大西南剿匪时释放了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并道：

“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

最后对于诸葛亮的人格，毛主席更一直赞赏，他曾说，“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并多次运用诸葛亮《出师表》中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自勉勉人。

1944年毛主席为延安《解放日报》邹韬奋先生逝世纪念特刊题词时，就引用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毛主席还说：“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政，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

总而言之，无论是政治才能还是人格魅力，诸葛亮都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而同为民族伟人，毛主席的一生，何尝不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

素材来源：

[1]颜涛.诸葛亮:为什么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事家[J].科技智囊,2011,(12):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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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雷震.从军事上看诸葛亮北伐的失败[J].安康师专学报,2002,(03):55-56.DOI:10.16858/j.issn.1674-0092.2002.03.016.

[4]李学林,苏蔓.论毛主席对诸葛亮的科学评价[J].毛主席思想研究,2002,(05):24-27.

[5]胡尚元.毛主席眼中的三国人物(下)[J].党史博览,2007,(02):30-35.